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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下乡对“三农”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9年06月30日 14:02:22    文章来源:耀炎论文网    作者:孙艺维    阅读:

导读:这是一篇完整优秀的关于农业论文范文,这一篇论文共有7887字符,本篇题目是关于“乡村振兴背景下企业下乡对“三农”的影响”的。摘要:以华北地区N村为例,在三农框架下分析企业下乡后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同时从组织依托、人际关系嵌入、社会生活融入和因地制宜发展等方面总结了下乡企业扎根乡村社会的路径选择,为企业下乡实现本土化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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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华北地区N村为例,在“三农”框架下分析企业下乡后对农业生产、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影响,同时从组织依托、人际关系嵌入、社会生活融入和因地制宜发展等方面总结了下乡企业扎根乡村社会的路径选择,为企业下乡实现“本土化”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乡村振兴;企业下乡;“三农”;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F320.3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的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的现代化[1]。实现“三农”的现代化转型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支持,而乡村地区在资本积累上内生动力不足,难以凭借自身力量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发展与转型。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企业纷纷进入乡村地区,形成企业下乡的热潮。党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通过企业下乡带动乡村社会的发展成为重要的战略举措。企业进入乡村社会后对农业、农村和农民产生影响,从而实现对“三农”的再造。同时企业作为外来资本要想获取经济与社会效益,必须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扎根乡村社会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

企业下乡热潮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基于企业下乡的动因、模式及路径、对解决“三农”问题的影响以及企业下乡的政府规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2]。资本下乡对“三农”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是针对某一个方面,在乡村社会中,农业、农村与农民高度相关、休戚与共,下乡企业在对其中一个方面产生直接影响的同时也会对其他两个方面产生间接影响[3],从而影响整个乡村的面貌,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再造。本研究以华北地区N村为例,在“三农”框架下,分析企业成功进入以及扎根乡村社会所采取的策略,描述企业下乡为农业、农村、农民带来的改变,为企业扎根乡村社会提供经验,以更好地发挥企业资本在振兴乡村上的作用,实现乡村社会与企业的共赢。


1 N村概况
 

N村地处华北地区,在农业上以粮食种植为主,地形上兼有平原与丘陵,且有城郊地区的区位优势。在乡村振兴的战略背景下,N村所在的行政区以齐文化为依托开始发展旅游业,凭借地理位置以及地形等方面的优势,吸引了L集团的投资。L集团租用N村的农业用地,依N村特色建造了草莓采摘园、苹果园等新兴生态农业园区以及滑雪场;同时L集团与当地政府在N村外围修建了一条连接N村与邻近村庄的“旅游路”,使N村的交通更加畅通。L集团通过各种策略成功进入村庄并较好地与N村实现了共赢,在L集团的影响下,N村在农业生产、农村面貌以及农民生活方面发生了巨大改变。


2 企业下乡对“三农”的再造
 

2.1 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企业资本进入乡村社会后,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对乡村的产业结构、农业生产规模、生产方式等产生影响,使农业生产规模化和高效化、生产“非粮化”并大力发展农业生态旅游,乡村社会由原来的传统农业种植向二、三产业转变。

2.1.1 规模化经营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家庭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另一方面农村土地格局较为分散,小户经营与细碎化的土地格局使得农业的规模化生产难以实现,也很难实现农业生产与国内外大市场的对接,阻碍了农业的现代化生产与农民的增收[4]。企业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对土地的重新整合利用,农业生产连片经营带来了规模化效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收入。L集团租用了N村大部分的土地,大面积种植果树等经济作物以及小麦等粮食作物,大面积种植能夠采用机械化生产方式,减少了农业生产上的人力投入,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农业生产获得了规模化效益。

2.1.2 农业生产的“非粮化” 目前学界关于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领域的动因研究主要分为内因与外因两方面,外因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对资本的需求旺盛以及外部政策环境的支持与推动;内因主要是资本的逐利性[5]。企业在内外因的综合作用下进入乡村,以盈利为目的,而传统的粮食作物种植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因此果树、番茄、草莓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且发展农业生态旅游成为企业获取利润的主要方式。这改变了乡村地区传统的以粮食种植为主的农业结构,造成农业用地的“非粮化”生产。

在L集团进入之前,N村主要以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种植为主;L集团租用土地后大面积种植核桃、梨、苹果等经济作物,粮食种植面积相对缩减,通过种植果树等来获取相对更多的利润。

2.1.3 发展农业生态旅游 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第二、第三产业的利润更高。为获取更多的利润,下乡企业会依据乡村社会的特色发展生态旅游等二、三产业,乡村社会兴起了各种采摘园、农家乐、工业园区等产业形态。L集团在N村建立了草莓采摘园、番茄采摘园等,同时利用N村的地形优势建造了滑雪场,将原来的柿子树林进行重新规划,以供游客休息。当地有村民抓住商机在旅游沿线经营农家乐,获得了比原来农业种植更高的收入。在L集团的影响下,N村的生产由粮食种植为主的第一产业逐渐转变为以采摘、滑雪等休闲体验形式为主的第三产业,改变了产业结构。


2.2 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2.2.1 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资本下乡”过程中会对乡村治理产生影响,目前学界对于“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秩序、农民维权、农户合作、村社理性问题及村庄公司主义等[6],即主要围绕政府、村级组织、企业以及村民四方的行动逻辑来论述“资本下乡”后各方基于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所导致的乡村治理问题。但在关注企业下乡后导致乡村治理问题出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积极作用。企业在下乡过程中巩固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激发了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企业下乡使得村民与村庄、企业的利益紧密相连,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村民更加关注村庄的公共事务,提高了村民的组织性。

在L集团进入乡村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选举中,村民不满村干部以往的“内定”行为,而有组织地联合起来与村干部抗衡,最终以匿名投票的方式选出了能代表村民的村民代表。L集团租用N村大部分土地却不能及时发放相应租金,但村干部与L集团形成了利益共同体,极大地损害了村民的利益。因此,在L集团进入N村后的第一次村民代表选举中,村民自发组织起来选出了能真正为村民服务的代表。从N村村民代表的选举中可以看到,企业下乡使村民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而更加关注公共事务,以更有组织性的方式影响村干部的行为,对村干部行为起到了监督的作用,巩固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

2.2.2 带动基础设施的完善 企业下乡后因自身生产与发展需要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如道路、供水等,从而促进了乡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L集团在N村主要以发展生态农业以及旅游业为主,为吸引更多的客源,L集团修缮了N村的主干道,同时在N村外围修建了一条连接N村与附近村庄的“旅游路”,使N村的交通更加畅通。在L集团的影响下,来N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当地政府与村级组织也愈加注重N村的基础建设与发展,在配置了健身器材的同时也修整了村庄大队院与村办公室,为村民提供了运动健身与文化娱乐场所。目前,N村水泥路已经通到各家各户门口,完善了水利和电力工程等。企业下乡带动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方便了村民的生活。

2.2.3 推动城乡融合 自实行户籍制度以来,中国社会就形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在社会保障、工资待遇等方面存在差异,且城乡之间也存在明显的区域边界。企业下乡,尤其是以旅游开发为主的企业下乡,推动了乡村地区的发展,吸引了大量城镇游客,同时带动了沿线地区的发展,模糊了城乡区域的边界,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融合。随着乡村经济的逐步发展,一些楼盘开始在N村附近建设,城区开始向村庄扩展;另一方面,随着游客的增加,一些人抓住机会发展服务业,由城区中心通往N村的主干道上新建了美食城、超市等,增加了沿线地区的经济收入,城乡之间的区域边界逐渐模糊。


2.3 对农民的影响

2.3.1 收入结构及就业的改变 中国实行分田到户后形成了小农户家庭经营的主要经营方式,然而由于人多地少、土地自然生产力有限以及粮食价格较低等原因,农民为维持收入,在土地上精耕细作,投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经营手工业或外出打工[3]。企业下乡后租用农民的土地,农民不用在农业生产与外出打工之间来回奔波,能够安心从事非农生产以获得更高的收入。同时,企业下乡后雇佣当地农民进入企业工作,虽然是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但其收入由农业收入转变为了工资收入,“农民”也越来越成为一种职业。总之,企业下乡后农民收入部分或全部变为非农收入,不受农业生产的束缚,就业渠道更加多样化。

L集团进入之前,N村村民以农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农民在外出打工与农业生产之间奔波。L集团租用土地后,农民不再进行农业劳动,村民或外出打工或进入L集团工作,有村民抓住机会直接在“旅游路”附近经营农家乐,村民的收入变为以工资收入、土地租金等非农业收入为主,就业的方式也更加多样化。

2.3.2 文化生活丰富、人际圈扩大 企业下乡后通过土地流转租用了农民大部分的土地,农民在工作之余不再忙于农业劳动,在家的娱乐休闲时间增多,文化生活愈加丰富。L集团进入之前,N村村民劳动后的休闲以闲聊和打牌为主;而在土地被大部分租用后,N村村民尤其是妇女在工作之余逐渐发展形成了乡村舞蹈队。在乡镇进行文化建设的背景下,舞蹈队代表N村进行比赛,甚至带动该村部分男性和小孩参与其中,组建了乡村锣鼓队与秧歌队,极大地丰富了村民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舞蹈队、锣鼓队等文艺队伍的形成极大地扩展了村民的交际圈,整个村庄因为文化活动而成为联系更加频繁、社交范围更广阔的社会。

2.3.3 貧富差距增大 企业下乡对乡村社会阶层结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企业为了尽快融入乡村社会,会雇佣当地有声望、有影响力的人进入企业工作,与之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获取更多的利益;其次,在土地被大规模租用的情况下,一些拥有更多人脉与资源的人,能够找到更好的市场与就业机会从而获得更高的收入;再次,在企业下乡的背景下,一些具有商业头脑的人能够抓住机会占领先机,自己发展“农家乐”等,从而获取更高的收入。非农收入的增加使得原来经济水平差异不大的农村社会出现贫富分化。以往N村各家各户的收入来源情况相似,以粮食种植和建筑工地石料运输为主。但随着L集团的进入,村民的就业渠道更为多样化,由于较少受到土地的束缚,女性外出打工的情况增多,男性家庭成员的就业渠道也更加多样化,工厂、建筑工地、长途运输司机等都可供选择;同时有些家庭经营“农家乐”也获得不小的收益。非农收入相较于农业收入差距更大,从而逐渐出现阶层分化,贫富差距增大。

企业下乡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不论基于何种动机进入乡村社会,都会对农业生产、农村风貌以及农民生活产生影响。企业下乡在改变乡村社会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企业下乡虽然使农业生产规模化、专业化,但粮食种植的效益较低,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一般选择种植经济作物,这种“非粮化”趋势带来的粮食安全问题值得警惕。其次,农民将土地转出以获得租金收入,但租金能否及时到账、农民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仍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马土金等[7]指出土地租金取代土地成为农民生计的保障,农民由“土地保障”这一“硬保障”变为“租金保障”的“软保障”,后者受市场的影响从而将农民利益与企业收益联系在一起,农民权益难以维护。再次,随着企业技术的进步与转型,企业所吸纳的农业劳动力会逐步减少,农民逐渐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农民在知识与技能上的欠缺造成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大,就业范围受限,也会影响社会发展与稳定。企业下乡带来的诸多问题并不能否定其在促进乡村振兴、推动中国城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应扬长避短,在维护村民权益的同时也采取相应的措施推动企业扎根乡村社会,以实现乡村社会与企业的共赢。


3 下乡企业扎根乡村社会的路径选择
 

企业作为外来资本,在下乡的过程中以及下乡后会遇到诸多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下乡企业的收益与未来发展,企业要想真正扎根乡村社会,实现与乡村社会的共赢发展,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就必须实现企业的“本土化”。徐宗阳[8]基于对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下乡过程的分析指出,真正对资本下乡构成挑战不仅仅是工商资本在务农过程中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与乡土社会的互动不畅问题。互动不畅说明资本下乡需要一个扎根乡土的“本土化”过程,而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在乡土社会中发展“自己人”等策略来实现。对于L集团而言,其在N村的发展并没有出现村民集体上访、暴力冲突等事件,在扎根乡土社会方面是相对成功的,L集团在N村实现“本土化”过程的策略对推动乡村振兴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3.1 组织依托

所谓组织依托是指外部资本依托村庄权威资源进入村庄。外来企业要想嵌入乡村社会并获得持续发展,就必须依托村庄的权威资源进入村庄,而权威资源主要分布于村庄的政权组织中,如村委会等[9]。在企业下乡过程中,基层政权组织具有润滑剂作用,企业可以通过基层组织进行宣传动员工作,为融入乡村社会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当企业与村民产生利益冲突时,基层政权组织作为“中间人”进行调解缓和冲突。企业依托基层政权组织进入乡村社会在提高融入乡村进程的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成本。

在L集团进入N村的过程中,L集团首先与当地政府和N村村委会进行沟通,村委会召开会议向村民说明企业的情况、发展计划,了解村民的需求等,从而消除村民的疑虑,为企业进入村庄打下基础。


3.2 人际关系嵌入

企业以盈利为目的,为减少当地村民“讨价还价”的能力而在进入乡村社会后较多地雇佣“自己人”,以方便企业管理,但是造成了企业与乡村的隔离,引起村民不满,不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因此企业在进入乡村后通常会通过发展“乡村代理人”来实现扎根乡村社会的目标。L集团在进入N村后,通过雇佣当地具有声望或影响力的人进入企业工作,他们既是企业在乡村的“代理人”,同时又作为乡村社会的一员向企业传达村民的需求,当企业与乡村出现冲突时作为“缓冲器”缓解矛盾,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以N村土地租金发放为例,由于企业效益受市场影响,L集团不能按时发放土地租金引起村民不满,由当地基层组织代表村民向企业表达争取土地租金的诉求,同时也向村民解释企业的难处与承诺,争取村民理解,从而缓解矛盾,实现企业长远发展。

在发展“乡村代理人”的同时,还要注重培养与村民的人情关系,创造更加融洽的发展环境。L集團在节日期间会给参与土地流转的村民送农产品或其他生活日用品,通过分享发展成果的方式获得村民的肯定,从而创造融洽和谐的发展环境。


3.3 社会生活融入

在进入乡村社会后,作为“外来资本”的企业要持续发展下去,就需要增强与乡村社会的互动,融入乡村社会生活。随着L集团的进入与乡村文化建设的发展,N村的文化活动愈加丰富。L集团在节日期间邀请乡村舞蹈队、锣鼓队等进行表演,或以赞助比赛提供奖品的方式参与其中,通过参与乡村的文化活动增加了与村庄的互动,密切了村庄与企业的联系,更好地融入了乡村社会生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冲突,使企业更好地扎根乡村社会。


3.4 因地制宜发展

依托当地的区域优势进行发展是下乡企业获得良好效益与长足发展的基础。有学者在工商资本优化农业产业化的路径选择研究中指出,企业可以传统优势产业为依托,做强区域支柱产业;以特色资源为依托,发展区域特色产业;以小城镇开发为依托,积极拓展第二、第三产业;以产业链完善为契机,优化农村产业结构[10]。L集团依托N村的区位优势和农业生产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建立采摘园、滑雪场等,坚持绿色生态发展,带动了N村和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实现了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企业下乡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

下乡企业实现“本土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需要企业依托基层政权组织进入乡村社会,通过人际关系、社会生活等方面扎根乡村社会,也需要签订正式的合同保障企业与村民的权益,为二者的共赢发展创造环境。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企业下乡成为推动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变量,企业在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同时也改变着农民生活与乡村社会,实现对“三农”的再造。目前企业在下乡的过程中虽然存在诸多问题,但不能因此否定其在推动农业生产现代化转型、提高村民自治的组织性与积极性、促使农民生活形式丰富多彩等方面带来的积极影响。为更好地发挥企业下乡在乡村建设中的作用,推动实现外来企业的“本土化”是必要的,企业通过基层政权、发展“乡村代理人”、依靠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嵌入等策略扎根乡村社会,为实现乡村与企业的共赢创造了和谐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EB/OL].http://cpc.people.com.cn/n1/2017/1028/c64094-29613660.

html,2017-10-28.

[2] 刘成玉,熊红军.我国工商资本下乡研究:文献梳理与问题讨论[J].西部论坛,2015,25(6):1-7.

[3] 赵祥云,赵晓峰.资本下乡与“三农”发展的关系辨析[J].中共福建党委党校学报,2016(1):69-76.

[4] 曹俊杰.资本下乡的双重效应及对负面影响的矫正路径[J].中州学刊,2018(4):8-43.

[5] 陈英华,杨学成.工商资本投资农业问题研究评述[J].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85-93.

[6] 张 良.“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J].中国农村观察,2016(3):16-17.

[7] 马土金,谭舒文,李芝燕.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发展的影响——以广西隆安县为例[J].北京农业,2014(36):328-329.

[8] 徐宗阳.资本下乡的社会基础——基于华北地区一个公司型农场的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6(5):84-86.

[9] 蒋永甫,应优优.外部资本的嵌入性发展:资本下乡的个案分析[J].贵州社会科学,2015(2):143-149.

[10] 杨水根.资本下乡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模式、路径与机制[J].生态经济,2014(11):90-92.

 

本文来源:http://www.qikan1.cn/nongye-lunwen/87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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