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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建议

发布时间:2019年09月19日 11:13:52    文章来源:耀炎论文网    作者:白玉 赵晓霞    阅读:

导读:这是一篇完整优秀的关于政治论文范文,这一篇论文共有6026字符,本篇题目是关于“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组织力提升的建议”的。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稳步发展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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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已不容忽视,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區的发展相对滞后、公共服务资源匮乏等问题凸显。从现实来看,农村社区发展的“内卷化”趋势已不可避免,城乡差距明显。鉴于此,从体制突破的角度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成为了实现农村地区快速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内生式手段。由此,自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新型农村社区,这一“打破原有村庄的地域界限,依照城市社区的居住方式将原有村庄重新规划改造或者将两个或两个以上村庄合并建设而形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1],在各地积极地建设下蓬勃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全面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稳步发展的根本所在。

一、组织力提升面临的基本问题

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组织体系中的基本单元,是党联系基层群众的重要终端。对于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而言,“能不能真正把群众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能不能让群众始终跟着自己去实现目标”,这“取决于基层党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和组织力,其中组织力是基础和关键。”[2]党的十九大强调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下移社会治理重心。然而,需要正视的是当下“基层党建存在薄弱环节,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强化。”[3]基于培根固本的初衷,新时代新型农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必须坚持“突出政治功能,重点是提升组织力”[4],方能将社区党组织建设成坚强的战斗堡垒,成为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实现党的决策部署的前沿阵地和坚实基础。

(一)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政治领导核心存在移位

《村委会组织法》阐明了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发挥的是核心引领作用。2018宪法修正案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入宪法。但是基于制度安排下的传统农村社区重构之后,新的社区党组织在政治功能方面正式接力前者,但是在实际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原村党组织承担的部分行政职责在新型农村社区成立后没有与新成立党组织顺利交接,社区治理与社区服务间出现了较大空隙,新型农村社区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很大程度上仍依靠于原村党组织,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的独立主体地位表现不够充分,党建模式亟待创新。另外,重构之后的党组织陷入了具体的、繁琐的行政事务之中,不能抽身顾及自身组织建设,其政治功能无法充分体现。特别是在有成立社区管委会的地区,不仅社区村民委员会的自治功能被管委会主导,基层党组织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功能也被其替代。尽管在具体实践中,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成员除了有本职工作,还担任管委会或村委会的部分职责,但却不能有效落实职责,反而致使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地位受到挑战。

(二)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队伍战斗力整体较薄弱

随着农村社会结构的变革,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队伍建设效果有待优化。首先,社区党组织现有队伍整体战斗力有待加强,其中以老年人居多,他们一般学历不高,对新理念、新思想的接受程度较低。社区党组织内部拥有专业能力的人才偏少,且部分党员缺乏创新意识。当前,部分党员服务意识还较淡薄,对社区群众的呼声和反映重视度不够,与群众的沟通联系明显不足,党员队伍中的党性修养、两个维护、四个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其次,社区党组织队伍建设途径单一,社区党组织多采用内培式的“造血”手段实现队伍的更迭,但既有的选择空间有限,加之部分青年积极性不高、意愿不强,往往造成队伍力量单薄。尽管在党组织队伍建设方面,社区政府也鼓励当地大学生、优秀退伍军人等踊跃参加,但鉴于外引的政策执行力、外引成本以及宣传的方式问题,通过“输血”途径还是难以实现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最后,现有党组织队伍能力建设投入不足,“三会一课”执行力度有待加强,部分党内民主存在“形式主义”、“痕迹主义”,缺乏行之有效的制约监督机制。因此,加强和完善党组织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二、组织力提升的基本途径:“内外兼修”

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具有更高程度的开放性、包容性,更具发展潜力,但这也意味着社区党组织在处理本社区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更复杂。由此,提升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就变得迫切和必要。在强调政治领导地位,突出政治功能的前提下,以“内外兼修”为依循对社区党组织组织力进行优化改造是组织力提升的基本途径。

(一)创新党建格局:健全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5],党的十九大也强调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在传统农村社区,村两委“一肩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村民自治性减弱,村委成为“行政”机构。村委与村内其他经济组织、行(协)会之间是垂直领导关系。但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过程中,由于背景不尽相同的社区群众通过政策导向聚集为一体,拓展了社区的社会关系。新型农村社区除了兼具部分传统农村社区、城市社区特征之外还拥有自身本质属性。因此,“传统村庄社区的治理结构很难适应现代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要求。”[6]故而,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组织体制与运行机制,不仅顺应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要求,也是社区党组织组织力得以提升的必然要求。

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党建格局应更宽泛,除了建立社区党总支,还应将党组织的设置横向到边,垂直到底。具体来说,除了社区党总支,尽可能在社区内部创设功能型党组织。在社区范围内设置“企业党支部”、“行(协)会党支部”等,由此扩大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根基,同时,在社区范围内设置网格化党组织,形成“线”(街道)到“点”(小区)的党支部—党小组的组织设置模式,将网格化的社区治理职责落实到具体的党员、志愿者肩上,实现社区治理的精细化。最终打破条块分离的传统格局,形成社区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式的党组织结构,构建“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全体党员为主体、驻区单位党组织和‘两新党组织积极参与的社区大党建格局。”[7]

在社区大党建格局形成的前提下,确保其内部组织有效运转、均衡发展需要运行机制的保障。如创设“同心圆”式工作运行机制,将“社区党组织定义为‘核心层,把共驻单位党组织定义为‘连心层,把社区的文体类、服务类、自治类等志愿组织进行融合,使社团党组织成为‘贴心层”[8],三层党组织同轨运行,形成合力,既能担负各自职责,也能深化社区治理合作,使得工作运行有的放矢。从而在实践中能够保障社情民意上传的畅通和社区群众内部矛盾的及时解决,为优化社区党组织的治理形式、完善其服务职能、促进党群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二)能位匹配:完善组织队伍建设

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队伍整体素质决定了其在开展实际工作时的创造力、战斗力。然而当前,社区党组织队伍建设却不甚理想。而要优化党组织队伍建设,就必须要恪守能位匹配原则,使党员的个人能力与所在职位之间相契合。

首先,选优党组织带头人,使德才兼备者得堪以重任。“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敢担当、作风正的高素质带头人队伍。”[9]在进行社区党组织选举时,要创立新选举方式方法,做好基础配套工作,“输血”与“造血”并重,将工作有能力、对群众有感情、政治素质过硬的党员选入社区党委班子,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选出群众心目中的带头人,不仅真正实现了能位匹配,配强了社区党组织“领头雁”,还能深化党和群众的关系。

其次,加强社区党组织队伍的理论学习及其他相关培训。通过贯彻执行“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谈心谈话等制度和开展外出见习、工作交流等活动,使党员得以掌握党建工作的相关内容、了解党组织各项纪律和规章制度、增强党员的党性意识和理想信念,以此确保党组织成员的能力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能够与时俱进,满足党组织对优秀成员的要求。

最后,充分执行党的纪律制度,运用激励、监督、考评机制。十九大报告强调对于党员干部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10]加强对党组织队伍履职效果的激励、监督、考评是始终保持能位匹配的重要手段,一支组织力强大的队伍是要经受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的,始终谨记使命,自觉接受监督才能保证党组织队伍在思想和行动上保持一致,才能始终奉献于人民。

(三)拓展权威接受论:组织与群众有效“共振”

社会系统学派创立者巴纳德认为,如果管理人员向下级人员发出的带有指令性的沟通信息被接受,对于管理者而言,其管理权威就被遵从和成立了,但如果下级人员不接受此项指令,则此项权力被视为无效。根据巴纳德的权威接受理论,将其拓展到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范围,可见,基层党组织是否具有权威性,其组织力能否提升、政治引领作用能否顺利发挥,关键在于社区群众对其的态度—支持、反对,亦或中立。只有得到社区群众认可、支持、参与,社区党组织才能开展具体工作,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履行党员义务、完成党的宗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更加自觉地维护人民利益,坚决反对一切损害人民利益、脱离群众的行为”[11]。对于加强社区治理,2018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强调,“既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也要发挥居民自治功能,把社区居民积极性、主动性调动起来,做到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12]因为只有当社区党组织在完善其政治领导功能与提升社区群众参与社区治理水平之间求得最佳值,“适时适度地调频这二者之间的相互共振,奏出政治上的协调”[13],方能稳固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提升其组织力。而促成社区党组织与群众形成有效“共振”,就需要深刻践行党的宗旨和原则。

其次,变革“官治民附”的政治传统是加强社区党组织与群众联系的重要手段。在我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民众往往单一地服从于政令,最终沦为政治附庸。以往的社会历史抹灭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在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党组织摆正姿态,主动缩小与群众之间的“权力距离”,会使群众自觉参与社区治理工作,主动加强与社区党组织的亲密联系,为党组织出谋划策和实施必要监督。

最后,创新社区党组织工作载体、增强党组织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是保证社区党组织与群众能够始终紧密相联、党组织工作能够深入开展的可靠保证。创新社区党组织工作载体,需要充分发挥党员主观能动性,通过构建智慧党建平台,推动“互联网+”与社区党建相融,举办主题党日活动以及开展廉政教育、红色教育,党员主动深入扶贫一线并密切联系困难群众等新型工作方式,从而进一步增强党组织与群众的血脉联系。

三、衡量组织力提升的基本标准:以人民为中心

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建设,提升党组织组织力是党从国情出发,立足根本,坚持运用群众史观对待当前实际情况的自觉使然,也为衡量组织力提升提供了最直接的标准—是否为人民谋幸福。党的十九大鲜明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4]“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15]为人民谋幸福,单有一颗“赤子”之心是远远不够的,人民的幸福归根到底应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习近平总书记在历次的讲话中也多次强調这一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以及党执政兴国的理论基础。他曾深刻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16]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也充分证明,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肯定,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才会永葆生机。新型农村社区党组织作为党组织体系中的神经末梢,能更直接、更深入地和社区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并服务于社区群众。党的十九大更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7]在社区治理中,就是想方设法让群众过上好日子,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参考文献:

[1]闫文秀,李善峰.新型农村社区共同体何以可能?—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十年反思与展望(2006—2016)[J].山东社会科学,2017(12):106-115.

[2]戴焰军.坚持全面从严治党[J].理论与改革,2018(1):1-8.

[3][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N].人民日报,2018-02-05(01).

[5]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人民日报,2013-11-16(03).

[6]李增元.协同治理及其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J].学习与实践,2013(12):98-106.

[7]崔建平.农村社区党建:农村基层党建的新路径[J].科学社会主义,2012(02):65-67.

[8]陆玉珍.创新党建工作推动社区治理[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7(05):19-22.

[9]王乐新.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N].中国组织人事报,2017-11-22(006).

[10][11][14][15][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12]习近平.坚定改革开放再出发信心和决心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N].人民日报,2018-11-08(01).

[13][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1989:5.

[16]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03(02).

作 者:白 玉,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晓霞,四川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胡 越

 

本文来源:http://www.qikan1.cn/zhengzhi-lunwen/138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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